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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制新聞聯播網》編委會
 2019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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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某某非法運輸毒品案
 發布時間:2019/5/28 瀏覽次數:408

案情簡介


被告人洪某某在幾個月時間內,經常與云南景洪一毒販電話、短信聯系,并與李某某前往景洪,幾日后,洪某某返回,李某某仍留在景洪。后李某某返回。二人的上述活動,均已被公安機關監控。洪某某去機場接到李某某后,被公安機關抓獲,并從車內搜出李某某帶回的毒品若干。


起訴書指控


公訴機關以非法運輸毒品罪,對洪某某、李某某提起公訴,并提供了二被告人供訴與辯解、證人證言、通話詳單、短信記錄、毒品照片、毒品數量等證據證實。


律師辯護思路


辯護律師通過會見犯罪嫌疑人、查閱卷宗證據材料,認為,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犯有非法運輸毒品罪,無論從證據上,還是從定性上,都存在問題。按照本案的證據,充其量能認定被告人犯有非法持有毒品罪。按照本案查獲的毒品數量,如果判決被告人犯非法運輸毒品罪,其量刑就是死刑(或緩期二年執行),如果按照非法持有毒品罪判決,被告人的刑罰就是有期徒刑。因此,辯護人作了改變案件性質的辯護,從重罪辯成輕罪。


法院判決


法院采納了辯護人的辯護意見,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判處被告人洪某某有期徒刑13年,李某某有期徒刑10年。



洪某非法運輸毒品一案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律師事務所接受洪某家屬的委托,指派我在洪某被指控運輸毒品一案中,擔任其辯護人。在會見被告人洪某,反復認真研究本案卷宗材料,認真聽取法庭調查的基礎上,依照本案事實、證據,依據相關法律規定及精神,就本案提出如下辯護意見。


辯護人認為,公訴機關以運輸毒品罪提起公訴的這起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夠確實、充分,罪名認定錯誤。現從以下幾方面加以分析、論證:


第一部分 關于本案罪名認定問題


關于審理毒品犯罪案件,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00年發布了( 2000年4月4日法[2000]42號)“全國法院審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


“紀要”第二部分(一)“關于毒品犯罪案件的定罪問題”中,第三、第四自然段是這樣要求的:


“對于吸毒者實施的毒品犯罪,在認定犯罪事實和確定罪名上一定要慎重。吸毒者在購買、運輸、存儲毒品過程中被抓獲的,如果沒有證據證明被告人實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為的,一般不應定罪處罰,但查獲的毒品數量大的,應當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毒品數量未超過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最低標準的,不定罪處罰。對于以販養吸的被告人,被查獲的毒品數量應當認定為其犯罪的數量,但量刑時應考慮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節。


有證據證明被告人不是以營利為目的,為他人代買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數量超過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數量最低標準,構成犯罪的,托購者,代購者均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據上述所引用的“紀要”的規定和刑法第347條之規定,運輸毒品應是指以改變所有人或持有人為目的,將毒品由甲地帶往乙地。不能簡單的理解為只要攜帶毒品乘坐交通運輸工具,就是運輸毒品。為了自己吸食而親自到異地購買毒品,不乘坐交通工具,怎么能回到自己的住所地?據此,結合本案案情,辯護人認為,本案不應以運輸毒品罪定罪,其性質應為非法持有毒品罪。因為本案是由于被告人李某某從云南攜帶回毒品,到哈后被告人洪某去機場接他而發的,按照李某某的供述是買回來毒品吸食,本案又無其他證據證明其實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為。因此,如果定罪,也應以非法持有毒品罪認定,而非法運輸毒品罪。至于本案性質確定后,被告人洪某應否被認定構成犯罪,我們將在下面事實與證據的分析、論證中來加以說明。


第二部分 關于本案的事實與證據


辯護人認為,依本案的證據來認定被告人洪某構成犯罪,事實不清,證據不夠確實、充分。因此,不能認定被告人洪某的行為構成犯罪。


“紀要”第二部分(五)“關于毒品犯罪案件中有關證據的認定問題”是這樣規定的:


“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資等證據已不存在,或者被告人翻供,導致審查證據和認定事實困難。在處理這類案件時,僅憑被告人口供依法不能定案。只有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誘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與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能作為定案的證據。對于僅有口供作為定案證據的,對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要特別慎重。”


本案中,毒品的存在是不爭的事實,但被告人洪某是否參與了購買毒品行為,洪某在被告人李某某從云南回哈時開車去機場接他,是否明知李隨身攜帶有毒品,也就是被告人洪某是否參與了這起毒品犯罪,對這一事實的認定,依靠的證據則只是被告人洪某與被告人李某某的供述與辯解,即只是依靠二被告人的口供。下面我們從二被告人口供就洪某參與這起毒品犯罪問題的矛盾性,及洪某未參與這起犯罪的一致性的分析中,就足見依照“紀要”的有關精神,不能認定被告人洪某有罪。


一、被告人洪志起的口供中,就是否參與犯罪,互相矛盾。第一次口供及后期的所有口供均否認其參與了購買毒品及以明知李某某帶回毒品而去機場接他。只有第二次、第三次訊問筆錄作了有罪供述。因此,被告人洪某的有罪供述與無罪辯解,孰真孰假,從其口供自身無法認定,需要依靠其他證據。本案中,唯一的其他證據就是被告人李某某的口供了。下面我們來分析一下李某某的口供是否能一致地、穩定的證明被告人洪某參與了犯罪了呢?


二、被告人李某某在偵查階段始終供述說購買毒品等一系列事宜,是被告人洪某安排、實施的,但其在審查起訴階段起即推翻了上述供述,稱所有該起毒品犯罪行為均為其一人所為,被告人洪某未參與,也不知情。在這種情況下,被告人李某某相互矛盾的兩種供述孰真孰假,從其口供本身也無法斷定。我們只能是將二被告人的口供從兩方面來分析、對比,才能確定是被告人洪某的有罪供述真實,還是洪某無罪的辯解真實。這就是辯護人要談的第三、第四兩個問題。


三、被告人洪某有罪供述自身存在矛盾和疑點。


1、第二次訊問筆錄(2006年6月27日8時10分至10時10分)中,供認6月24日凌晨到西雙版納后,用手機給“阿龍”打電話,他沒接,過10分鐘后,又讓李某某再給“阿龍”打電話,又過10分鐘“阿龍”同另一男子到了他們吃飯的地方。


第三次訊問筆錄(2006年6月28日10時50分至12時50分)中,又說6月24日凌晨,我給“阿龍”打電話,我讓阿龍過來找我。


上述對比可見,兩次供述中,關于是誰跟“阿龍”接通的電話,相互矛盾。


2、關于洪是否談價格、數量等,兩次供述矛盾。


第二次訊問筆錄中說,“阿龍”來后,我問“阿龍”事能不能定,“阿龍”說能定,就沒再說別的,玩了一會撲克,“阿龍”二人就走了。


第三次訊問筆錄中說,我問“阿龍”什么價,“阿龍說19000一條,一條是2000粒”,我對“阿龍”說要買兩條。


四、被告人洪某的有罪供述,與被告人李某某證實洪某有罪的供述,在很多環節上存在矛盾。


1、洪說6月24日凌晨到當地后,從賓館出來在路邊燒烤攤吃飯時,電話約“阿龍”,“阿龍”同另一男人來了;但李在供述中從未提及這一環節。而是說到賓館后,兩人就睡覺了。上午睡來后,洪就告訴他自己要先回哈爾濱。如果阿龍說的為真,那么,洪具有跟“阿龍”聯系的時間嗎?沒有。


2、李在第一次訊問筆錄中說6月24日晚,洪某給我手機打電話,問我貨送沒送到,我說送到了。


在第四次訊問筆錄中又說,6月24日晚上“阿龍”把麻古送來后,我給洪某打電話,告訴他貨送到了。


3、關于夾帶毒品的鞋的來源,二人說法有矛盾。


洪在第三次訊問筆錄中說,是我在哈爾濱買的帶到云南的;而李在第二次、第四次訊問筆錄中提到鞋的來源時,均供述是其于6月24日下午在云南當地買的。


五、關于卷宗內“偵察記實”所記載的通話記錄及內容,無法證實洪某實施了毒品犯罪行為。


1、洪某手機號碼與阿龍(13988118317)通話,無法確證是洪本人與阿龍通的,還是李某某或別人用洪的手機通的。


2、通話內容的記錄,未體現出毒品買賣的內容。


六、關于卷宗內一些證據效力問題。


卷內一些證據,由于取證程序違法,或是形式不合法等原因,因此這些“證據”不具備證據的效力,也就不能作為定案的依據。


1、對被告人洪某的第三次訊問筆錄,形成于2006年6月28日10時50分至12時50分,偵查人員欄內注明是“張某、劉某某”,記錄人員注明是“張某”,并且與其他筆錄對比,確系張某所寫。


對被告人李某某的第二次訊問筆錄,形成于2006年6月28日10時30分至11時50分,偵查人員欄內只寫著“劉某某”,記錄人員注明是“劉某某”,并且與其他筆錄對比,確系劉某某所寫。


以上內容足以肯定,這次對二被告人進行的訊問,是張某對洪某、劉某某對李某某同時分別進行的。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偵查人員不得少于二人。這兩份訊問筆錄是偵查人員一人訊問形成的,因此,由于程序違法而無效。


否定了這次訊問筆錄的合法性和效力后,洪某的有罪供述就只有2006年6月27日8時10分至10時10分第二次訊問筆錄這一份了。并且,在這次有罪供述中,在被問及聯系毒品的過程和細節時,洪并未能說明白,而是說只問“阿龍”事能不能定,別的什么也沒談。真的是洪某與“阿龍”聯系買毒品,可能這樣嗎?去了一次什么都沒問,有這樣聯系買毒品的嗎?正是在張某、劉某某同時,分別對二被告人進行訊問的那次筆錄中,記錄了洪某供述與“阿龍”談毒品數量、價格,決定買多少。去掉了這份無效訊問筆錄,僅憑一次未把事情說清楚的訊問筆錄就認定洪某有罪,顯然是牽強的,也是違反刑事證據原則的。


2、卷內的幾份移動通信詳單,是從何而來?是在移動公司提取的嗎?如果是,應由移動公司在上面加蓋公章確認,這樣該清單才有效,才能作為證據,就好比調取證人證言,沒有證人簽名,按指印,能作為證據使用嗎?因此,這幾份通信詳單由于證實不了其真實來源,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3、卷內偵查機關出具的“偵察記實”,由于失去了通信詳單合法性、真實性的基礎加上該記錄所載通話記錄及內容是否存在,是否真實無從考證,因此,該“偵察記實”也不能作為認定被告人洪某有罪的證據。


4、劉宏、王明、李靈三人的詢問筆錄,由于三人的真實身份無法考證,也無證據證明洪某確實認識這三人,加之他們所說的內容無其他證據佐證,因此,這三份詢問筆錄不能作為定案的證據來予以采信。


七、關于本案事實、證據的其他質疑。


1、本案很重要的一個人物是“阿龍”,找到他便能證實到底洪某、李某某誰與其聯系購買毒品的,怎樣聯系的。但偵查機關卻未能提取“阿龍”的證言,理由是其沒有真實姓名及住址,無法查找。真的如此嗎?既然認定了洪某、李某某與其有買賣毒品的行為,為何不用洪、李二人作為特情去引誘,抓獲呢?最重要的證據不去獲取,如何能定案呢?


2、卷內“呈請破案報告書”上稱,二人被抓獲并對犯罪事實供認不諱。辦案人、審核意見、領導批示上均簽的是6月26日。可是,對犯罪嫌疑人李某某和洪某的第一次訊問分別是在2006年6月27日1時10分和6月27日3時25分,并且洪在第一次訊問筆錄中并未供述有罪。還沒有抓獲犯罪嫌疑人,還沒有訊問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洪某未供認有罪,怎么就告破案了呢?怎么就說供認不諱了呢?這是明顯的先告破案,后取證,先入為主,按犯罪嫌疑就是有罪的思路去偵查、去訊問、去取證,程序上違法往往導致冤、假、錯案的產生。


3、關于查獲的毒品數量。


李某某供認是4000粒,這個數字因其在云南拿到毒品時未查,是否準確尚不得而知,偵查機關又未當犯罪嫌疑的面去拆啟、查點毒品,其所認定是4058粒這個數字是否客觀、真實,以何來證實呢?因此,本案對毒品數量的認定存疑,定案時應充分考慮到這一點。


從以上對本案事實及相關證據的分析來看,本案認定被告人洪某犯罪行為的有無,只是依靠二被告人的供述。前面已經分析,被告人洪某供述前后矛盾,被告人李某某供述前后矛盾,二被告關于洪某有犯罪行為的供述在很多環節上還有矛盾,只有二被告人關于洪某未實施犯罪行為的供述不矛盾。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有什么依據和理由,去相信證明洪某有罪的供述內容,而否定證明洪某無罪的供述內容呢?并且,從二被告人庭審供述來看,提到了誘供、逼供的問題,雖不能證實,但不能像“紀要”中說的“完全排除”,而二被告人關于洪某未實施犯罪行為的供述,則完全排除了串供的情形:第一,公安機關未提出二被告人監號內有人調間、串號;第二,二被告人在翻供前均未聘請律師,不存在律師授意并傳遞信息的可能;第三,監所內工作人員更不可能去為二被告人傳話,通風報信。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根據刑事訴訟證據原則及“紀要”精神,采信二被人相吻合的洪某無罪的供述,而不應采信不相吻合,存在諸多矛盾和疑點的有罪供述。應貫徹“疑罪從無”的原則。


第三部分 關于本案量刑


如果合議庭認為,在本案現有證據下,仍應認定被告人洪某有罪。辯護人認為洪某存在如下從輕處罰的情節:


一、本案事實不清、證據不夠確實補充,屬疑罪。應貫徹“疑罪從輕”的原則”。


二、本案無證據證實二被告人是為了販賣,而其自認是自己吸食,并且該毒品未流入社會,未造成較大社會危害。


三、被告人系初犯。


四、被告人洪某家屬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積極籌措資金,為其繳納罰金。


五、根據“紀要”第二部分(四)“關于審理毒品案件與量刑有關的幾個具體問題”中,第一自然段:


“關于毒品犯罪的數量,毒品犯罪數量對毒品犯罪的定罪,特別是量刑具有重要作用。但毒品數量只是依法懲處毒品犯罪的一個重要情節而不是全部情節。因此,執行量刑的數量標準不能簡單化。……”


以上辯護意見,懇請合議庭予以充分考慮,依法作出公正判決。


辯護人:吳立偉 律師


二00七年二月二日


律師簡介:


吳立偉律師具有扎實的理論功底和豐富的刑事辯護經驗,擅長刑事訴訟,屬專家學者型辯護律師,曾承辦過多起國內影響較大的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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